4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开幕式并发表讲话。
2015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巴基斯坦议会的演讲中说道:
巴基斯坦认为“诚信比财富更有用”,中国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两国传统文化理念契合相通。
人而无信不可知其可也 安子(书)
(一)人之信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句话出自《论语》: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ní),小车无軏(yuè),其何以行之哉?”
意思是说:人若无信用,那是万万不行的。就像牛车、马车没有木销子,还怎么行走呢?
车无销,不可行驰于路;人无信,不可行走世间。
孔子把个人信用看做为人立世的重要关键点,没有信誉的支撑,就没有人格的树立。所以,《论语》里又说:“民无信不立。”没有信用,就没有立足之地;没有信义,就没有立世之本。
“信”之一字,虽然千金一诺最为沉重,但空口无凭又最为虚泛,察其言行还要等待漫漫时间的印证,所以,“信”在外化体现方面,就产生了一种加固信任的仪式。而这仪式,也并不复杂,——中国的印章,就是一种仪式化的凭信。
对于一国来讲,国之玉玺,郑重一落,就印盖出了国家信誉;
对于个人来讲,名章为凭,红印一盖,就代表着本人信誉。
这是以一枚小小的印信,铭刻出了大大的信誉。
《论语》里对于“信”的强调很多,诚如上述所言,它是中国文化里关系着能否立世的道德标准。比如,孔子的得意门生曾参,便是每天这样反观自己: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每日多次反省言行举止,追问自己:我是否做到忠人之事了?我是否做到诚信对人了?我是否做到践习知识了?
忠人之事,便是诚;信与人交,便是义;学而时习,便是智。
所以,曾子的自省方法告诉了我们:忠于内心、信于他人、习于学问,把握住这三个方面的行为修炼,就是中国式的君子养成。
(二)国之信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不仅个人层面如此,“信”对于国家层面来说,更是极为重要。《左传》中就说,“信,国之宝也”,信用是国家的重宝。
而这个道理,两千六百年前的晋文公重耳就深深懂得。
重耳做公子时曾流亡楚国,为感谢楚成王对他的款待,便留下信言说,倘若将来他能回国,如果遭遇晋楚两国交战,一定让晋军退避九十里,以谢今日收留之情。这就是“退避三舍”这个成语的由来。后来,战况果如重耳所言,晋楚两军对决,晋军退避九十里后才战,最终赢得城濮之战的胜利。而在晋军后退的时候,军吏曾表示过强烈反对,认为国君躲避臣下十分耻辱,楚军又已是疲惫不堪,正好攻而破之。但重耳的舅舅子产,代替重耳发言说,如果没有楚国的前恩就没有晋国的今天,不能背弃恩惠而食言。此战之后,也成就了晋文公重耳一代春秋霸主的地位。成就他的,不仅是实力的响亮,更是人格的响亮;成就晋国的,不仅是国力的强大,更是国格的强大。这就是《孔子家语》里说的:“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国家一言之信,胜过万马千军。
一国对外要维护信用,对内也要建立信誉,面对国家民众才能形成政府公信力。《论语》中就记载有关于公信力的讨论,学生子贡曾向孔子询问治国之政,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充足粮食、充足兵力、人民能信任政府,这就是治理政事之要。但子贡总有进一步的思考,他继续问,在这三者里如果必须要去掉一项,能去掉哪一方面呢?孔子说,“去兵”。子贡还想探寻答案的唯一性,于是又问,如果再去掉一项,在粮食充足与人民信心里,能放弃哪一方面?然而这道艰难的选择题没有令孔子为难,孔子斩钉截铁地告诉他:“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的治国理念是,在迫不得已之下,粮备可以去掉,没有粮食,不过是死而已,但自古以来谁也免不了死亡。可是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国家就立不起来了。
所以,国之信,重九鼎。
“信”是一种个人品格,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信”是一种国家责任,一言九鼎,一诺千金。
信,更是一种价值理念,人无信不可,民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威。